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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是凉山木里火灾一周年,那场火灾曾造成31位救火队员遇难。然而,人与山的关系并没有彻底改变,当地干热的气候和森林中深厚的腐殖质,始终是高悬在林业州头上的利剑。一年后的同一时间,两场大火又在凉山燃起,18名救火队员和1名向导遇难。
许多西昌人在30日傍晚时都看到了这一幕:城市南侧的泸山“着了”——最初着火的是山背向城市的一面,城市里的人看不见明火,只能看到山头上扭曲的热浪,同时大量火红的烟雾伴随着强劲的南风涌入城市。
这座成都西南350公里的凉山州首府,迅速陷入到一种恐慌当中。“你看过西游记吧,就像里面那个火焰山的感觉一样。”刘潘在邛海湿地公园附近经营农家乐,他告诉本刊,大约是下午四点多起的火,1个多小时后火势扩大,火头逐渐翻越泸山,蔓延到靠近西昌城区的一侧,他迅速带着家人撤入更靠市中心的一处住所。不久后,他听说靠近泸山的环线全部被封锁,人员开始向室内疏散。
据西昌市政府新闻办通报,3月30日15时51分,西昌市接到报警,马鞍山方向发生森林火灾,初步判定,起火位置位于凉山州大营农场,由于风势较大,山火迅速漫延至泸山。在地图上,大营农场则位于西昌市正南约20公里处。西昌市公安局同时发布消息,对火场五公里范围内居民实施疏散,同时对城区内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尽管根据统计,凉山州是整个四川火灾最高发的市州,境内每年有大小上百起森林火灾,但在首府西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刘潘对森林大火的印象还只是停留在电视画面中,在他的概念里,火灾就分两种,“一种是被控制住的,画面里只有一些黑灰色被烧毁的木头和白烟;还有一种就是失控的大火,是红色的火光和烟雾。”这是他第一次在现实当中看到接天蔽日的红色火光。
很多视频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了西昌人的朋友圈,刘潘发给我一段,其中是数十名森林消防队员,匍匐在一片空地上,看起来像是被火焰包围了一样,为首的一名消防队员手持望远镜向前观察火情,并朝后面喊话,“退一点、再退一点。”
据“西昌发布”最新通报,31日凌晨1时30分,联合指挥部接到火场灭火人员报告,宁南县组织的专业打火队21人,在一名当地向导带领下,去往泸山背侧火场指定地点集结途中失联。接到报告后,指挥部立即组织展开搜救。7时许,搜寻到3名打火队队员,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随后,搜救队伍陆续发现19人不幸遇难,其中18名为打火队员,1名为当地向导。
“在山谷中救火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乃安研究员告诉本刊,凉山地区位于高山峡谷地带,两种地形非常典型,第一种是高坡度地形,第二种是峡谷地形。
“对于高坡度地形来说,一般随着坡度的上升,特别是坡度上升到30°以上,火焰会偏离浮力控制下的竖直方向而附着于地表,从而大大加强向上坡方向的热量运输,使得火蔓延速度呈指数级上升。对于峡谷地形来说,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研究表明,当峡谷两侧坡面的坡度超过一定临界值时,会形成‘爆发火’,对流传热会急剧加强,导致火蔓延速度呈现指数级上升。”
“爆发火是一个特别危险、特别值得一线救火人员警惕的现象。”刘乃安说,他特别提到2019年凉山木里火灾和2010年道孚火灾,地形条件和可燃物条件是相似的,都发生于高坡度峡谷地带,均因爆发火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
刘乃安根据通报中提及事发的山坡背部区域推测,这些救援队员也极有可能遭遇了爆发火。他告诉本刊,综合包括这些火灾案例和国外类似的火灾案例,以及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开展的实验室模拟实验结果,对于前线扑火人员来说,应该尽可能避免在连续覆盖可燃物的峡谷底部进行扑火作业。即使对于非峡谷地形,如果山坡较陡,山火蔓延的速度也会极快,因此扑火人员应识别火头区域,只有在已过火区域进行扑火作业相对安全。
刘潘此前从没想到西昌会面临森林火灾的风险。西昌四面环山,中间有一片巨大的邛海湿地,使得原本背风坡干热气流下沉应该形成的焚风效应被弱化,外界火灾形成的烟雾也很难到达这里,气候算是整个凉山最好的地区。甚至,早些年西昌毁林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山出现了秃山的情况,政府为了恢复生态和发展旅游最近十年还在大力恢复泸山上的植被。“像我们农家乐附近的山林都是严格管控火源的,西昌作为首府各种巡护力量也比较完善。”
以往凉山地区发生的火灾,通常都在远离城市的深山。像去年木里火灾发生的区域,距离木里县城尚有六个小时的车程。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刘潘还在手机上看到了四川省应急厅召开视频调度会,部署针对凉山几场火情的部署工作,当时起火的位置是木里县项脚乡,政府投入了2000人的救援力量,他记得前一年总共参与灭火的人员只有400人。没想到一天之后,火已经烧到了自家门口。
事实上,从3月28号起,凉山州连续出现了两场山火。“第一把火”是28日从列瓦乡烧起来的,而30日下午西昌泸山的“第二把火”,某种意义上打乱了普通森林救火的部署。
一位参与了救援的民间救援队负责人告诉本刊,从泸山火情爆发开始,885名消防员被抽调,连夜支援西昌,据媒体报道,出事的宁南县打火队,是一支刚刚组建三个月的救援队伍,这远比平常的部署更快,原因是山林大火威胁到了一座80万人口的城市,“在山林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火情变化退一退,但如果背后是城市,每退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据西昌市人民政府在3月31日下午五点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整个起火区域内,包含了两个加气站、一所博物馆、多处学校、居民住宅和文物保护单位。
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工作人员王琛告诉本刊,森林扑火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山高坡陡,消防车开不到火场前沿,需要驻地老百姓、解放军、武警配合送水;二是大风一吹,还会再着,需要在火势稍微轻一点的火线上,动员当地老百姓清理火场、看守火场,防止复燃。因此,前后配合,才是森林扑火一贯的战术。“从比例上讲,1:2:2,100人在前面灭火头,200人供水,200人清理火场。这样打一段,清一段,清一段再打一段,呈梯次进行。”
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地人,可能很难了解,整个凉山正处于森林火情高发的季节,年年如此。实际上,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以下简称川林五处)驻木里副处长马朝东告诉本刊,正常来说,凉山州从1月底就进入林区的火险高发期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刘乃安对于凉山的关注早就开始了。他告诉本刊,山火发生时,气象条件、可燃物条件和地形条件是决定火蔓延发展速度的三个关键因素。对于气象因素来说,过去一个月凉山气温较高,平均最高温度26°C,平均最低温度9°C;雨水较少,仅4天为小雨。“即使相较往年,也是一个高温干旱的天气,本身就易引发山火。”
由于整个凉山采取了比往年更严密的防控措施,今年第一把火是在3月28号才烧起来的,地点在去年曾有31名救火人员牺牲的凉山州木里县,更具体的地点是项脚乡。
这是一个距离西昌尚有6小时车程的横断山深处,张蒙是附近列瓦乡应急管理处的救火人员,3月28号下午5点多钟,他看到项脚乡方向的一座山在冒烟,他的第一反应是希望不要起火,就算着火了,也不要燃得太大。“冒烟已经是个危险警告,山林救火的难点在于,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只是冒烟,但是等你赶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把整座山头烧光了。”
这时候张蒙接到了救火电话,应急管理处立马召集了三四十人,开车前往项脚乡。一个多小时后,一行人到达山脚下时,已经是大火了。张蒙回忆,“火烧得猛烈,大概有几十亩地。” 实际上,去年下半年才入职到乡里的应急管理处,以前没上过几次火线,这么大的林火,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上山的路上,又紧张又害怕,“山特别陡,原始森林里可燃物很多,一路上看到不少悬崖。” 火就在几十公里外,如果风忽然变向,几分钟就能到身边来。烟雾弥漫,即使穿着有防护作用的衣服,带着护目镜和面罩,烟气还是能熏得人流眼泪。
张蒙所在的应急管理处,加上消防队、民兵及当地有经验的村民组成的灭火队,总共有7、800人,分成不同小组,到达山顶用了大约三小时。到了山上,救火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离大火四五十公里外的地方,砍出一条8-10米宽的隔离带,缓解火势蔓延。“风太大了,火势已经没办法控制住。暂时只能砍隔离带。”张蒙说,砍隔离带,基本上是在清理腐殖层和其他可燃物,厚的腐殖层大概有一米,清理出来的可燃物堆积在火势的反方向一侧,若是看到零星的火头,就用背着的水浇灭。
在马朝东看来,相比于去年的木里大火,这次项脚乡的火情控制的难度已经低了很多,“首先是位置距离附近村庄更近,而且地势相比去年也要和缓许多。”另外,他告诉本刊,尽管像各地林草局、包括他们川林五处大多有自己的救火队,但对于基层来说,这些并不是最直接的力量,“根据《四川省防灾减灾条例》,实际上最主要要依靠当地的老百姓来控制,然后外界的专业力量才可能进入和最终处置。”
28号晚上到山顶,到29日下午3点左右,张蒙一行人才从山上下来,期间饿了就吃自己带的干粮,困了就躺一会。30号凌晨3点,小组继续上山砍隔离带,直至下午三点再回到营地。张蒙说,这两天的风大、火也大,山上取水难,消防员根本没办法靠近去救火,火势也无法控制,砍好的隔离带,第二天去看,有的已经被火烧过去了,但因为风大,即使直升机,也无法过去灭火。然而他们没想到,在一场战役还没结束的时候,另一场火会在30号下午,在西昌南侧的泸山烧起来。
在关注森林火情时,刘乃安说,格外需要关注的是火灾形成条件的一些数据化指标,因为森林大火的防治和扑救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科学问题。
区别于同一气候带的阿坝和甘孜多草原火灾的情况,凉山森林大火最大的风险来源于其树林中深厚的腐殖层。马朝东告诉本刊,因为原始丛林当中腐殖层常年无人清理,正在变得越来厚,“有些地方厚达将近两米。”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已经是国际公认的可能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每公顷30吨的两倍。
刘乃安分析称,凉山地区植被茂密,地表可燃物本来就很丰富。在科学层面,当可燃物载荷高至超过一定临界值,发生火灾时因为燃烧特别剧烈,即使在无风无坡度条件下,火焰也会通过强烈的辐射传热和可燃物内部的对流加剧火蔓延速度。
同时,因为凉山地区的地表下方存在大量的腐殖层,给地下阴燃燃烧提供了“燃料”,燃烧速度很慢而不易被探测,给火灾后续处置带来严重困难。这是马朝东作为基层救火队员时最怕遇到的情况,“我们说除了‘打早’、‘打小’,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打‘了’,说的就是对付这种地下阴燃,有时候明火消失一个星期后,仍然能发现复燃的情况。”像去年的木里火灾,3月30日爆发的火情,直到4月4日追悼会召开时仍然在持续,而直到4月11日通报仍然有小型烟点。
去年木里火灾是由于干雷劈着了木头引发的,而今年的两起火灾,具体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据统计,近9成的火灾事故是由人为引发。最近快到清明节,马朝东和同事们每天最大的工作是下去宣传,千万不要带火种进山祭扫,但即使这些工作做足,至少还有一成的火灾是他们难以掌握的,“整个火灾的高发期会从1月底持续到5月底,这期间没有人知道火灾会在哪一天降临,我们唯一确定的是,这期间的火灾,指望不上老天爷下雨帮你,只能靠自己。”马朝东说。
“国外经验是会主动用引燃的方式清理一些腐殖质,”马朝东告诉本刊,“我们近年来也在尝试,但是这个措施有一定风险。首先,如果要做到可防可控,那么规模就不能很大,否则就可能人工引燃一场山林大火。还有一个原因是,山上的野生菌类是当地山民每年重要的经济来源,一旦通过燃烧破坏了表面的腐殖质,实际上相当于也就断了这些山民的经济收入。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平时强调预防,战时拼命救火。”
刘乃安称,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处置山火时要综合考虑财政预算、人力成本和经济损失等。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面对特大山火时,各国目前都还没有比较好的处置对策,但避免人员伤亡和减少经济损失是各国共同的应急管理目标。他从科学的层面上寄希望于发展火蔓延突变加速预测技术,这是山火预测预警技术所需突破的关键瓶颈问题。
但对于马朝东这样的当地人来说,类似年复一年与山火的“战争”,还要持续很久。马朝东称自己是第三代护林人,从他的祖父辈作为林业工人来到这里,他几乎从小就见惯了山林大火,不会刻意渲染火场的危险程度,在他看来,大火究竟能不能防住,最关键就是取决于能不能“打小、打早、打了”。而从小生长在雅砻江峡谷长大的呷江形容当地人与山火的关系,“总是陪伴,偶尔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