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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
故宫，这座即将迎来600岁生日的博物院，正在不断以推陈出新的变革领跑时代。既有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系列精品展，也有冰窖等人气爆棚的故宫新天地，“故宫+互联网”让我们见识了一个从“高冷”到“萌态”故宫的转身。现在，“故宫+金融”又来了，可以有怎样的期待?
日前，在一个静悄悄的周一下午，故宫的建福宫举行了一个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签字仪式——故宫博物院与华夏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故宫与银行合作的再次发力，一系列全面合作的举措构想给大家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
制造一个惊喜：“故宫+金融”酝酿“化学”反应
“故宫淘宝”圈粉无数，故宫与腾讯联手打造数字文化，故宫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今日的故宫不仅是传统文化充盈饱满步步见宝的地方，还有越来越多与经济的相融相加，与市场的相携相生。
美国博物馆学者古德曾说过，“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用这些资源做了什么”。
拥有气势宏大的皇宫建筑群以及186万余件门类丰富、造型精美的历史文化艺术藏品，故宫博物院的文化资源无比丰富，成为文化创意研发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把故宫带回家”的理念推动下，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受到了各个年龄段消费者的欢迎。近年来，已经研发了上万件的文创产品。
“故宫具有的文化创意资源异常丰富，故宫文创的红火发展态势见证了传统文化新的打开方式，使银行等金融行业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市场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同时，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零星散碎在各种各样作品中的IP简单延伸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文创产品更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要改变文创产品多数仍为小打小闹的局面。要创造出超越以往的艺术和文化的新境界，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有相应的投融资做支持。故宫正是看到面临重大突破的需求，产生了与银行联手的愿望。”
在新的语境下，故宫与金融的联手可谓一拍即合。“相信这次合作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在日前举行的故宫与华夏银行的战略合作签署仪式上，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表示，“故宫与华夏银行的联手将围绕故宫IP的开发和推广、资源贡献和使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为传承和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和金融创新进行更多尝试。”
据华夏银行副行长王一平介绍，双方要搭建故宫文创华夏产业基金，发行故宫联名信用卡，就故宫IP的开发与推广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希望故宫与华夏银行的战略合作协议，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一次深度实践”。
“这次的战略合作不是简单的传统文化与金融的叠加，而是要产生化学反应的深度合作。”华夏银行北京文创产业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张黎告诉记者，在签约前双方已经共同深入研讨了两个多月，故宫的系列联名信用卡将很快发行，与故宫联名创意的金融产品也会推行。同时，不超过10亿元规模的文创基金将推出，针对与故宫关联的优秀文创企业，进行金融支持和深度合作。
故宫文化是一个丰富而珍贵的知识产权宝库，是一个超级大的IP(知识产权)，大量的价值有待挖掘。如果说，故宫与银行的以前的战略合作，在扩大品牌影响力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这一次瞄准大IP将是“化学反应”的核心。
“故宫好的IP特别多，需要深度合作，资源互补和共享可以创出几何级的爆发效应。只有与故宫和相关的文创企业不停地去碰撞交流，才可能产生融合的爆发成果。”张黎强调。
见证一种趋势：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相遇相融
VR体验馆，动漫、动画等形式，通过从细节之处做设计，把故宫传统的文化元素植入时尚新潮的当代工艺品中……故宫，利用原创、金融和亚文化三驾马车，开拓出传统文化IP活化的新路径，揭示了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阐发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也揭开传统文化市场开发庞大财富冰川的一角。
由故宫的实践看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拓空间，充满生机和诱惑。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表明，我国拥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文物收藏单位1.1万个。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底深厚，蕴藏着灿烂辉煌的文化记忆。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全方位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才能有长久生命力，真正实现活起来、传下去。
世界上，“文创之风”很早就吹向各大博物馆。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年的文创产品销售金额达5亿美元左右，馆藏文创产品达2万余种。美国史密森学会的一项调查，美国观众把博物馆纪念品店，看作吸引他们参观博物馆的第二重要原因，仅次于“个人享受”。英国大英博物馆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只占其总收入的30%，而纪念品销售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十八大以来，传统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喜爱和收藏。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能以古老的方式简单端出，必须有创新和创意的变革。只有通过现代的传播方式，进行新的设计，才能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进来，并培养大量年轻的爱好者。”金元浦表示。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多样性，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品牌发展的有力资本。做好文创，不仅将改变很多人对于博物馆守旧的偏见，也将中国的文化历史真正的科普给民众，让博物馆成为中国所有阶层的必打卡地之一。“当下故宫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在以更具有创意和更具有创新力的发展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创新型发掘和创造性转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是大的企业性和行业性的整体运作过程，需要金融业和投融资的深度合作。”金元浦分析说。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将文化金融作为重要内容，要求深化文化金融合作，发挥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为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创新一种模式：以文化金融推进文化产业
故宫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一切还仅仅是开始。从数据看，故宫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达10亿元，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但如果以2017年故宫接待游客近1670万计算，平均每个游客在故宫文创上的消费不足100元。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互联网消费的无限潜力，可以说，故宫文创还只是一个良好的起步。
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巍指出，“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文化金融也进入了关键期。
自2005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一季度，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05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有金融的大力支持。从收藏艺术精品到支持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是全球银行业重要的路径和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我国的银行在这方面做得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更多的创新和行动。”金元浦强调。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资金正随着消费体验的改变而改变流向。
“目前，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文化产品市场的开发都风光无限，传统文化、科技和金融必须深度融合。”张黎指出。
文化金融发展正在开启新时代。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文化金融发展报告(2018)》指出，以金融创新来配合和引导文化发展，需要实现多元化与个性化并重，同时明白文化发展的“天花板”与“门槛”在哪里。促进文化与金融中的“良币”有效融合，而不是“劣币”扎堆。
传统文化与现代金融相遇相融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要看到，相遇容易，相知却难。传统文化和金融，从体制、机制到人员构成、知识结构，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从“一见钟情”到“日久生情”并非只是一个美好愿望就可以实现的。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中国人，文化消费需求开始增加。众多事实证明，人们愿意为文化消费买单，并且在消费时日益讲求品牌的历史出身与文化背景。没有所谓的传统行业，也没有所谓的新兴行业，有的是你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变革的步伐。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想要有更高的生命力，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科技、现代互联网传播的支持，不能只停留在过去的方法和手段上。文化金融合作是一种必然，但不能只是看到机遇一哄而上。顺应发展，银行业需要改革和开放。文化产业无形资产怎样估值，也是普遍困扰业界人士的问题。政策支持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金元浦表示。
张黎认为，传统文化专业知识的缺乏是金融业面临的难题，现在他们正在从进军文创的龙头企业入手，借鉴龙头企业的行业引导作用，从一个线到一个面地推开工作，“希望政府有相应的政策和产业基金的引导，使传统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前行更加迅速”。
专家观点
金融服务文化产业有四大痛点
目前，金融服务文化产业有四大痛点。一是文化产业融资的基础性制度不健全;二是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不成熟;三是金融机构还受制于传统风险文化的制约，比如“重抵押”“重财务报表”等;四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未来文化金融发展空间很大，关键还是要从几个方面共同努力。金融业关键是创新，通过体制改革、业务创新来加以发展，使得文化金融作为金融里面非常重要的业态，是一个金融业中间的一个业态，这个业态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政府在这方面的推动作用，主要还不是资金投入的作用，而是一个组织推动的作用，这个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加强。最后，文化企业自身要选择比较合适的融资方式，讲好自己的故事。
在新的金融改革政策背景下，当前我们需要在文化金融研究和实践中关注两个要点，一是如何适应新的金融监管形势，切实防范文化金融领域的金融风险。在这点上，不仅要注意监管对文化金融创新的外部影响，而且要探索文化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和机制建设问题，从内部奠定文化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基础，推动文化金融生态良性演化，这是很重要的改革和创新方向。这里包括许多具体问题，如文化企业信用问题、文化资产评估问题、文化金融市场信息系统问题、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问题。二是如何推动文化金融服务于文化产业实体经济，未来有些新的问题值得我们重点研究，如文化金融机构专营化问题、普惠金融与中小文化企业问题、文化产业债券市场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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